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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特辑(一)|城与邦

无明 城与邦 2021-04-06


“专制”特辑(一):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

despotes概念的使用


    作者|无明

    简介|政治哲学爱好者

    兴趣|马基雅维利

    编辑|黄麒瑄


編者志:本次专制特辑共分三期,分别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despotes概念的使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时期“seigneure”和专制概念使用〉、〈西方19、20世纪对“专制”的认识与中文语境下的“专制”问题〉。此为第一期。


作者志

  严格的专制概念是随着西学东渐进入国人的学术视野的。该概念在西方经过了多次语义的变化,最终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学、历史学术语。西学东渐后,汉语“专制”成为政治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并呈现本土化的倾向。梳理这个政治概念的历史变化,厘清中西方专制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正确的把握它的丰富内涵,明晰关于专制问题的争论的要害,并尝试用发展的眼光使用专制概念。


亚里士多德与荷马半身像(1653)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despotes概念的使用


1.1从柏拉图的“一家之主”到亚里士多德的“君主制亚种”


  在西方despotism的辞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δεσπότην(despotes)以及形容词despoticus。在希腊语中,despotes在古希腊是指一家之主或者家庭中的父亲。在《理想国》开篇苏格拉底和克法洛斯的对话中,克法洛斯引用了一段诗人索福克罗斯与答复向他询问私人生活的路人的话:


“别出声”他说,“我对这些事已经避之不及,就像是我躲避一些被激怒的和粗鲁的主子一样”。


  在色拉叙马霍斯与苏格拉底争论“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反驳苏格拉底时说道:


因为在你的想象中牧羊或者牧牛的人把牛羊喂的又肥又壮是为牛羊的利益,而不是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主人的利益。你更以为各国的统治者当他们真正是统治者的时候,并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上面所说的牛羊;你并不认为他们日夜操心,是专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苏格拉底,不正义的事只要干的大,是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所以像我一上来就说的:正义是为强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正义对一个人自己有好处、有益处。[1]

  Geoffrey Steadman在《Plato’s Republic I Greek Text with Facing Vocabulary and Commentary》(柏拉图理想国(1)核心词汇和评论)中对该词所做的英语释义为:



  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曾说国王和政治家应该具有和奴隶主和家政管理者类似的品质,也就是灵魂之智慧,并且掌握着相似的“指导技艺”。[2]但在柏拉图那里,despotes(一家之主)还远没有进入政治概念的范畴,至多是将作为一家之主的despotes与一国之君作以类比,以说明政治家应该具有的品质或德性。


  真正初步将despotes纳入政治分析领域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政体按照是否为城邦利益服务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正宗政体又按照统治人数分为三类: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与此对应三类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其中又列出了五种君主制,这种“despoticus”类型的君主制存在于野蛮民族之中。包括几个特点:第一,王位采用世袭制,权力获得是合法的(因此有别于僭主制);第二,臣民拥戴君主,因为君主依照国法统治;第三,存在于非希腊地区,尤其是亚西亚地区;第四,民众具有奴性,自愿接受首领的统治;第五,军事上采用本国臣民充当守卫。[3]在“despoticus”类型王权统治中最重要特征是君主采用一种主人对家人和奴隶的管理方式统治臣民,其中稳定的政治秩序是蛮族的奴性造成的。由于此也就把“despoticus”政治类型与希腊分离开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批评将政治家、君王统治人民的关系与家政、家务和despotes(主人)治理奴隶的关系完全等同的观点。[4]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针对柏拉图提出的,因为柏拉图在《政治家》中论述知识类型时指出的:政治家统治人民和主人治理家庭的知识是相同的观点提出的。[5]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君主制和蛮族despoticus君主制之间的区别。他指出作为最好政体的君主制,其“理想是家长式治理”,在家长式的君主体制中君主爱戴属民,为属民谋利益。但是亚里士多德也强调在家庭中不能把儿子当作奴隶来对待,对待属民也不能像对待奴隶一样。亚里士多德批评作为野蛮民族的波斯的家长式的治理方式带有僭主统治的特点。[6]同样的,在论及僭政时也指出作为王制变态的僭政在政治社会是专制君主统治,(tyranny is despotic monarchy in political society)[7]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是一分为二看待专制的统治方式的。其中可赞成之处在于君王像爱戴家人一样爱戴自己的臣民,不合适的是君王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自己的家人。


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动物的概念


1.2 作为西方后世学术遗产的古希腊政体分类方式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蛮族类似于家长式的王制统治方式时,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的,基本上将蛮族的统治方式放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只在一些个别的地方捎带评论。这其中也不乏亚里士多德以希腊文明为中心的思维惯性。在古希腊以及后世很长一段时间专制政治或者说主人式的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方式的讨论并没有广泛开展。这种家庭主人式的君主制的分析路径之所以没有广泛开展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古希腊主要政治矛盾存在于贵族和平民以及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僭主之间。人们在政治斗争中更多的使用τυραννοῦνται(Tyranny,僭主):

色拉叙马霍斯:难道你不晓得各个城邦有的依照僭政式的,有的是民主式的,有的是贵族式的吗?

苏格拉底:怎么能不知道。


  在古希腊后期贵族制逐渐衰落,依靠平民兴起的僭主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在希腊晚期之前,僭主政体与君主政体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是为城邦利益还是为个人利益服务,更为重要的是是否通过保守势力认为的“合法途径”获得统治权力。[8]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著作在后世被重新发现之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关于亚细亚民族和其他非希腊民族具有despoticus色彩的统治方式的论述,以及这些统治方式具有稳定性,根源于其民族性格的奴性的论断,甚至认为东方民族应该受到希腊民族的统治:


寒冷地区的民族尤其是欧罗巴各族,富于勇敢精神,但缺乏技巧和智谋,他们能保持长久自由而无力统治其他民族;亚细亚民族擅长计谋,但性格怯懦,以致受人统治,处于被奴役状态;唯独位于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希腊人,兼具两者的优点,能够永远保持自由,并统治世上所有其他民族。[9]


  并且教导他的学生亚历山大:


要以希腊君主的方式对待希腊人,而对待那些蛮族就必须以他们的专制者的方式对待他们……[10]

  亚里士多德为思想家展开有关专制问题的讨论开辟了道路。亚里士多德也开创了将东西方政治形态相对立的传统。此外,随着西方对世界认识的扩展,像亚里士多德和后来的基督教文化一样,“东方”成为了西方思想家意识中的“他者”,不断同自身构成对比和关照。在历史长河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东方”都被冠以“野蛮”“专制”“普遍奴隶制”“非民主”“不自由”等类似的头衔,而东方国家也常常在西方强力话语权之下从思想和行动上受之巨大影响。


雅典政治



中世纪的Despotes与现代早期“绝对”权力思想的兴起


2.1 从对皇室的专属称号与亚里士多德专制概念的转译


  亚里士多德之后,他对“专制者/专制的/专制地”的新用法并没有快速成为政治分析的常用词,拉丁语也没有吸纳亚里士多德专制的用法。在西塞罗的文献中使用“僭政”“僭主”来展开对不良统治的批评。古罗马后期拉丁语dominus(主人)正式成为皇帝的尊称,此时dominus与希腊语despotes词义相同,都是单纯的“主人”的意思。中世纪,使用希腊语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将希腊语despotes用作对皇帝、主教、元老的尊称,并在12世纪起成为皇室的正式称号。十字军东征之后,西欧重新开始了对古典文化的研究探索。1260年左右弗兰德斯教士摩尔倍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约1215-1286)将希腊文的《政治学》翻译为拉丁文。将希腊文δεσπότης直译为despotes,同时将形容词直译为despoticus或despotica。托马斯·阿奎那还对其做了评注将其解释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11]“despotes”在一开始进入使用拉丁语的中世纪学者视野中的时候曾一度造成理解上的困惑。[12]而且,中世纪的人文学者不能接受despotes, despoticus, and despotizar这样的词汇距离纯粹的古典拉丁语距离如此之远词汇的使用。Leonardo Bruni从拉丁语中选取词根为dominus(拉丁语中为主人和对皇帝的尊称)的 dominator和dominatio对这些希腊外来词进行了替换。[13]


  法国哲学家尼古拉·奥利莱姆(Nicolas oresme,1320-1382)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把despoticus翻译为despotique,并用法文“seigneur”(主人)来说明despotes。并且分析说,专制君主对待臣民就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习惯于被奴役的臣民,臣民不知自由为何物。这种情况存在于遥远的亚细亚,类似于欧洲的“僭主政治”。


  法国学者Loys le Roy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直接从希腊语翻译为法语的时候,也从法语中选择了“seigneur”(主人),seignorial与亚里士多德的专制概念对译。[14]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著作出现),法语世界一直用seignorial来表示亚里士多德的专制概念。


阿奎那将专制理解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2.2 一个与专制极易混淆的概念——绝对制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后世历史学家曾一度将16-18世纪欧洲大陆国家中君主制后期称作absolutism,并且将其指导思想命名为绝对主义。绝对制君主理论的正式的理论表达被认为来自意大利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当代思想史家看来“绝对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教皇绝对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papal absolutism)。布莱斯·雪莱在《基督教会史》中指出:“教宗制(papal absolutism)是地道的普世的君主制,逐渐形成完全的中央集权制。所有的主教发誓效忠教宗,没有教宗的授权就不能建立任何宗教休会,罗马的宗教法庭加收来自整个基督教王国(教会的君主国)的上诉,来自罗马的使节在每个地区建国教宗命令的执行情况。骄纵制如此强有力的领导是一切世俗君主黯然失色。”[15]随着欧洲社会以及工商业发展,新兴贵族和工商资产阶级力量、宗教力量、封建皇权三支力量相互作用,加速推动了绝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其中表现最为激烈和有代表性的就是意大利。“绝对主义国家崛起于文艺复兴代。其许多技术手段——行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就有意大利首开先河。”[16]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教皇“虚弱状态积重难返”,同时“教皇国又抵制着任何统一半岛的努力”,另一方面“意大利北部城市商业资本过早发展”使得原来的封建国家经过改革建立统一强大的意大利更加艰难。


  在这个时候,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梦想意大利能够建立统一、强大的意大利,复兴罗马帝国的风采。尽管对马基雅维利的一些主张和意图存在争议,但是从其一生的经历和著作来看,马基雅维利是支持建立一个“绝对权力”国家的。


  在《君主论》中讨论为什么亚历山大征服的波斯的大流士王国没有在亚历山大死后背叛时,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制作了这样的划分:“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17]并且指出在土耳其苏丹就是一位君主和一群臣仆的君主国,而法国就是第二种。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九章“公民的君主国”中,一再强调一位君主要依靠人民而非贵族和官吏,并且对贵族和的野心家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18]此时,马基雅维利显然对一个具有土耳其苏丹政体性质的君主国的稳定性抱有强烈的欣赏态度,同时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国不断转变为官僚制的时候,君主将处在危险之中。危险一方面来自官僚本身,另一方面官僚体制造成民众对君主的忠诚度降低。[19]尽管马基雅维利探讨了古波斯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土耳其苏丹和法国君主制的不同,并且也主张君主应该握有更加全面的权力,但是马基雅维利没有对波斯和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做出评价。


当这些君主国打算从公民体制(ordine civile)转向绝对体制(ordine assoluto)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些君主要么自己发号施令要么通过高级官吏之手发号施令:在后一种情况下,君主的地位更加虚弱、更加危险,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居于高级官吏之位的公民的意志;[20]


  马基雅维利警示君主们想要国家强大、保证自己的权力以及在国家对公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够有所依靠,则必须建立强大的绝对权力(assoluto autorità)建立类似于土耳其那样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像当时的法国那样的权力分散的统治方式。但是,这种也具有absolute权力的政体具有短时间腐化公民的能力[21],如果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君主或者共和国首领没能够依靠自己的德行,而放任自己的私欲和野心就会走向僭政。但是,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无论对于君主还是共和国的绝对权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一个人的绝对权力在“建立共和国”[22]是无可代替的。当然也应该看到,马基雅维利也看到了绝对权力的危险:当一个或几个公民,甚或一位刚刚继位的君主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面前有两条道路。第一,获得荣誉和尊敬,建设一个强大国家而名垂青史;另一条就是受到无知或者侥幸心理走上一条僭政道路而受到人们的憎恨,并遗臭万年。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不止一次地将“绝对主义君主和共和制的统治者”合二为一一起给出自己的建议。[23]马基雅维利支持一个依靠绝对主义权力的国家,无论它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


  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中这样评价马基雅维利对16-18世纪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影响:“正是这些灵魂族们混乱的历史经历造成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这一理论通常被看作现代现实政治的顶点,预示着绝对主义欧洲世俗君主政权的实践。”[24]马基雅维利反对的是僭主政治,他在多出对僭主政治表现出无以复加的批评。而绝对制君主与僭主的区别并不是权力的大小,甚至在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位成功的君主甚至比僭主[25]的权力还要大。


  深受马基雅维利影响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谈及贵族时说:“一个完全没有贵族的君主国总是一个纯粹和绝对的僭政国家(a pure and absolute tyranny),如土耳其。”[26]此处,用于描述土耳其政体就是tyranny(僭政政体)。马基雅维利“中立”地使用“绝对权力”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于引领了西方“绝对主义”的思潮,并在16世纪到18世纪在欧洲产生重要的政权形式“绝对君主制”,此后,“开明绝对制”与“绝对主义”思潮叠加,推动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Fin-



注释

  1. 培根:《人生论》,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英文来自网络,不能确定,此处仅供参考。在马基雅维利和培根之前和之后,思想家普遍都将土耳其的政体用专制(despotic),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马基雅维利在政体认识和用词上的一个过渡反常形态。

  2. 中文翻译参考郭斌和、张竹明译,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 Plato,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lnc. 1997. pp. 258c-259d.中文版见:柏拉图:《政治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4. Aristotle, Politics (Books III and IV),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pp. 1285a..中文版见: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印刷版,第162页.

  5. Aristotle, Politics (Books III and IV),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pp. 1253b中文版见: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印刷版,第10-11页

  6. Plato, 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lnc. 1997. pp. 258e-259d柏拉图:《政治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印刷版. 第248-249页.1160b

  8. Aristotle, Politics (Books III and IV),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pp. 1276b16.

  9. C. A. Robinson, Greek Tyrann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2, No. 1 (Oct., 1936), pp. 68.

  1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327b。

  11. 普洛塔克:《论亚历山大的机运》,载巴恩斯编《亚历山大全集》第二卷,329b。

  12. R•Koebner, Despot and Despotism: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14, No. 3/4 (1951). P278-279.

  13. R•Koebner, Despot and Despotism: Vicissitudes of a Political Term,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 14, No. 3/4 (1951). P279-280.

  14. Franco Venturi:Oriental Despot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4, No. 1 (Jan. - Mar., 1963), pp. 133-142.

  15. 在众多现行英文版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献,最为普遍的是将其中的despote和概念翻译为master,masterful等。

  16.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转引自常保国: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专制主义、绝对主义与开明专制,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50页。

  17. 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4-15页。

  19. 同上,第37-40页。

  20.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p. 41-42.

  21. 参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九章。

  22. Nicco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P77

  23.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17页。

  24. 例如,在《李维史论》第三卷第二十六章中,马基雅维利指出“I say thus that absolute princes and governors of republics are not to take little account of this part, but they should consider this disorders that can arise from”

  25.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5页

  26. 中文学界一般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专制主义的倡导者,是显然是由于在传统的中文版本《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对tyranny及其形容词的误译,参看麦斯菲尔德版本《君主论》并没有despotism及其相关词汇,多处专制均是译自tyranny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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